公元316年，匈奴人劉聰攻破了長安，俘虜了西晉最后一個皇帝司馬鄴，至此享國51年的西晉王朝就此崩塌。次年，司馬睿在建康登基延續(xù)了晉王朝的政權，然這不過是茍延殘喘罷了。

劉淵剛從離石要塞起兵之時，其兵力僅僅只有五萬人，雖然劉淵本身狡詐如狐，可是這點兵力根本難以撼動晉王朝的根基。且劉淵起兵第二年離石要塞就發(fā)生了大旱，其四周還有效忠于西晉的鮮卑族將其牢牢釘死在了離石要塞不能動彈，那么是什么就讓劉淵以小博大，以弱勝強？

劉淵起兵之時處于八王之亂最混亂的時候，為了攫取西晉最高控制權，無論是誰都沒有對劉淵引起重視。

當時除了劉淵，各地叛亂四起，李特入蜀讓蜀中之地處于獨立狀態(tài)，前涼王張匙割據(jù)涼州也儼然成為獨立王國，當時還有南方的陳敏之亂等各種叛亂，西晉王朝無暇他顧。

可以說造就劉淵坐大的正是西晉王朝，不過各位看官不妨想想：為什么在劉淵叛亂的同時在各地還有各種叛亂？何以在劉淵的匈奴隊伍中還有眾多的西晉漢人民眾最終也加入了反晉的浪潮？

或許我們會說“五胡亂華”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八王之亂”后中原王朝的衰微而引起的胡人反撲，同時也因為胡人內遷而造成長城的防線形同虛設。可是我們卻往往忽略了另一個問題：百姓為何寧可支持劉淵也不支持西晉朝廷？

可以說這才是問題的根源，百姓如果可以生存得下去又怎么可能會叛亂？而這種問題的出現(xiàn)和西晉的統(tǒng)治者不無關系：

西晉上流社會的奢靡浮華和平民百姓形成了很強烈的對比，這個矛盾的出現(xiàn)自西晉開國之時乃至曹魏時期就存在。

西晉的官僚階層對于當時生活在最底下的百姓的殘酷剝削和對胡人百姓的嚴重殘害。

而西晉封建制度下殘存的奴隸制充分說明了其當時窮苦百姓的痛苦，今天我們就來聊聊西晉的奴隸制。

奴隸制社會為何會在已經(jīng)成為封建制社會的西晉死灰復燃？

從秦朝到兩漢，歷史已經(jīng)完成了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制社會的轉變，然而到了西晉時期已經(jīng)幾近銷聲匿跡的奴隸制又以另一種不同的形式體現(xiàn)了出來：

當時無論是官僚階層還是皇親貴族，其手上都握有大量的官司奴婢，這些官司奴婢本身是沒有人身自由的，他們往往會被其從屬的門閥被當成物品來買賣、轉贈乃至殺害。

這些官司奴婢還要從事生產勞動，除了幫助其從屬人員之外，還要從事農業(yè)生產，比如晉武帝司馬炎本人就以“奚官奴婢”“代田兵種稻”，如羯人石勒與奴婢多人“每耕作于野”。

正如“九品中正制”的實行是為了保障世家門閥在政治上的利益，西晉的統(tǒng)治者為了保障世家大族在經(jīng)濟上的利益，則催生出了兩種制度：“占田制”以及與其共生的“蔭客制”。

占田制是戰(zhàn)國、秦漢以來「名田」制度和限田政策的產物。晉初社會經(jīng)濟有所發(fā)展，土地兼并漸趨嚴重，為加強對自耕農民的控制，及限制土地兼并，故而為了國家賦稅的征收，占田制因此而生，他規(guī)定了一個成年男子可以占田多少畝，女子占田多少畝以及世家大族占田的數(shù)量，而占田民只需按照占田數(shù)量繳納賦稅即可。而蔭客制則為了吸收當時社會上那些無地可種的流民允許他們可以依附于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也依據(jù)其品級庇蔭佃客。

占田制的實行保證了世家的利益，其雖然對士族的土地數(shù)量加以限制，可其本身是不抑制世家兼并土地的；蔭客制則又承認了士族擁有依附民的合法性。這兩項制度剛開始實行時的確對于國家收入以及流民安置的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世家門閥其橫征暴斂的一面展現(xiàn)的淋漓盡致，他們開始瘋狂的兼并占田民的土地，并強占占田民以及流民成為自己的佃客，而到了“八王之亂”，因為連年戰(zhàn)亂，甚至出現(xiàn)了占田民賤賣骨肉為奴婢的局面出現(xiàn)。

與主動庇蔭的佃客不同的是，這些佃客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奴隸，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強占來或者以各種手段擄掠來的，為了保障利益，世家地主往往會隱匿這些人口，而沒有了戶口的這些蔭客才成為了真正的奴隸，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因而就出現(xiàn)了上述那兩種現(xiàn)象。

那么對于世家豪門強占佃客為奴的現(xiàn)象西晉皇室知道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對門閥的舉動了如指掌，因而為了遏制門閥的擴張，這項政策制定之初就規(guī)定了世家門閥占田的數(shù)量；晉武帝本人也數(shù)次將大量奴隸發(fā)還原籍。

然而西晉皇室本身就是最大的奴隸主，因而他們在打壓門閥強占佃客為奴的同時，卻又要維護世家的利益，這又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西晉時期奴隸制又死灰復燃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幾點：

西晉的制度導致了奴隸制社會的復蘇。

西晉皇室對于世家門閥利益的傾斜導致世家瘋狂占民為奴。

連年戰(zhàn)亂導致百姓生活艱難不得不投靠世家為奴尋求庇護。

西晉皇室自身自相矛盾的舉動不能很好的約束世家門閥。

西晉奴隸制度下窮苦百姓的痛楚

《晉書.刑法志》：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一句話揭露了西晉時期奴隸的殘酷命運，奴隸的生殺大權都由其所屬的奴隸主所控制。

西晉奴隸制下奴隸的悲慘命運

《晉書.王敦傳》之中有一個故事是這么記載的，時石崇邀請王導、王敦等人赴宴。石崇舉辦宴會之時都會命令婢女來行酒，并規(guī)定如果客人不能將杯中的酒喝干凈，那么這個婢女就會被殺，而王敦則是堅持不肯喝酒，最終導致三個婢女被殺。

當時記錄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以王導和王敦做對比，他一方面夸贊王導的仁厚，另一方面則又說明王敦的殘忍，卻忽略了一件事，被殺死的那三個婢女也是人，是什么樣的三觀能導致當時的世家豪門如此的視人命如草芥。

而筆者看到這個列傳之時第一感覺是什么：震驚。史官只關注了王導和王敦，卻忽略了下令殺死三個婢女的石崇，他不也和王敦屬于一丘之貉嗎，筆者從這件事情上看到的是什么：

門閥士族對生命的踐踏，對窮苦百姓的視生命如草芥。

上流社會的奢靡浮華，在窮苦百姓還為生計發(fā)愁之時，他們卻將人命視作兒戲。

而同樣的事情在當時還有諸多的體現(xiàn)，可以說整個西晉的門閥士族對晉朝底層民眾是一種視人命如草芥的一種狀態(tài)。

西晉王朝存在的驅夷為隸的現(xiàn)象

驅夷為隸是指中原的豪門大族通過各種手段將內遷的胡人或以買賣、強占等手段強迫其成為附屬的佃客乃至奴隸。

這一現(xiàn)象從石勒的身上可以充分地體現(xiàn)，他是我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奴隸出身的皇帝。他十四歲時，“隨邑人行販洛陽”，卻沒想到和其胡人同胞遭到了擄掠，因而被迫成為地主的佃客，供其驅使。僥幸逃出不久之后，又遭到了西晉皇室貴族司馬騰的擄掠，遭到司馬騰的百般凌辱之后被其賣于一個叫師歡的人。

石勒前半生短短的數(shù)年之間竟然就被人轉賣了兩次，而其本人欲從事的也是這種販賣人口的勾當。由此可見當時這種“驅夷為隸”的現(xiàn)象有多么的常見，所以造就了他之后對官僚地主的強勢打壓，畢竟在遭受了這么大的折磨之后，不會有人還大度到放過當初折磨他的人。

過時的奴隸制最終招來西晉人民的反抗

在上述寫了這么多之后，我們再來看看導致西晉奴隸制和的“五胡亂華”之間的聯(lián)系，我們現(xiàn)在來看“五胡亂華”的原因是什么？

胡人內遷之后而遭到歧視導致胡漢矛盾的激化

劉淵、石勒等人因早年經(jīng)歷而導致不甘人臣的野心。

然而這幾點在筆者看來都只是次要因素，真正的原因還是西晉上層對于底層窮苦百姓的壓迫和剝削。

如果他們真的能夠處理好胡人和晉人之間的關系，又何以會有這么深的矛盾？

如果他們真的愛民如子的話，又何以也會有這么多人反抗西晉王朝呢？

劉淵反晉“為晉人所服”，為什么晉人會支持一個匈奴人劉淵的造反行徑，因為劉淵起兵過程中首先打擊的都是那些地主豪強。而羯人石勒也同樣是如此，他起兵之后殺的第一個官僚就是當年對其迫害甚深的司馬騰，他們的舉動也由此得到了眾多晉人的響應。

所以西晉上層社會所采取的這種制度可以想象對當時的胡晉百姓有多大的傷害，而在劉淵、石勒肆虐北方之時，南方還有陳敏之亂以及李特等人的叛亂向這個腐朽的晉王朝發(fā)起了攻擊。

西晉末年，各族人民反晉斗爭的主流，是反對西晉的殘余奴隸制和晉王朝的奴隸制統(tǒng)治。一度強大的西晉王朝，在各族人民的打擊之下，終于瓦解了。西晉的奴隸制度，乃是造成西晉王朝瓦解的主要禍根。

西晉上層社會所制造的孽最終卻由窮苦的晉朝百姓所承擔。胡人自東漢內遷之后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之后卻將他們的憤怒發(fā)泄在了普通的晉朝百姓的身上，胡漢之間的矛盾經(jīng)歷了四百多年的民族融合才漸漸消失。

我們說司馬炎傳位錯誤導致了西晉的滅亡，可是就算司馬攸繼位了又能如何呢？他如果不能解決當時官府對于底層民眾的殘害，“五胡亂華”也還是會發(fā)生，可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就牽扯到了世家的利益，可以說這就是一個死胡同，最終可能會導致世家的反叛。

《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唐太宗本人也常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話語警醒自己善待黎民，而儒學傳家的司馬家族卻偏偏將民貴君輕的理念置之腦后，也由此導致了其國祚不長久。正如張養(yǎng)浩所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