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輕徭薄賦的典型，田稅從劉邦的十五稅一降到三十稅一，被歷代儒家所稱頌。他們經常勸當世的皇帝效仿“文景之治”，把田稅降到三十稅一，雖然從來沒有成功過，但并不妨礙他們將此作為理想。

可是有部分專家認為，文景兩帝雖然實行了三十稅一，但并不代表天下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實惠。就像現代很多國家也實行減稅政策，好處卻被大資本家給吞了，文景之治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

三十稅一本身沒錯，問題在于征稅的標準。西漢采用授田制，國家授予每戶農民100畝地，而三十稅一正是建立在100畝的基礎上，不管農戶實際有多少田，都按100畝田地來計算。

如果農戶只有50畝地，同樣要交100畝的三十分之一，實際稅負是十五稅一。如果有200畝地，實際稅負變成了六十稅一，顯然田地越多稅負越輕。

西漢初立時，人口只有一、兩千萬，地廣人稀，每戶授100畝沒問題。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人口翻了倍，地卻沒有增加多少。到了漢文帝后期，朝廷實際上已經做不到每戶授田100畝。

根據出土的漢簡，有的人家只有20畝地，仍要按100畝來交稅，等于是六稅一。按照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如此高的田稅，再加上人頭稅和徭役，一旦碰上自然災害，農民很難維持基本的生活。所以，在三十稅一的表相之下，仍然有很多農民交不起稅。

前面已經說過了，田地越多，享受到三十稅一的優惠也就越多，誰的田地的最多？當然是豪強和諸侯。劉邦分封諸劉為王，還有大批的功臣和世家，他們手里掌握著天下大部分土地，卻只交少得可憐的田稅。這種情形是不是與當今的一些國家很像？

荀悅在《漢紀》中批評漢文帝“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這個批評應該說是很嚴厲了，漢文帝一心行仁政，普通百姓卻得不到實惠，豪強們霸占了大部分社會財富。

另一方面，正因為實際田稅是按100畝來計算的，所以盡管很多百姓的田地不足100畝，但朝廷的田稅收入并沒有減少，這才使文帝景帝期間，朝廷有財力平息“七國之亂”，以及抵御匈奴的侵擾。

由此可見，史書上的“三十稅一，輕徭薄賦”與“錢糧滿倉，串錢繩子爛掉”，并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減稅誰不會？減稅能否促進經濟發展、國家富強，則是一門很深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