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太師也先兵分四路南下犯邊，明英宗朱祁鎮在大太監王振的蠱惑下率軍親征，結果于土木堡遭遇慘敗，不僅所率官兵幾乎全軍覆沒，就連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虜。那么，“土木堡之變”作為明朝中衰的標志，此戰對明朝的歷史走向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呢？

影響之一：皇帝外臣矛盾激化，宦官集團開始出現

對于每一個王朝來說，打天下憑借的都是武力，但當天下逐步穩定后，則不免要開始轉入文治。因此，歷朝歷代武將集團衰落、文官集團崛起都是個不可逆的過程，不過這個過程通常持續時間較長，而明朝由于“土木堡之變”的爆發則加速了這一過程。

明初的武將功勛集團同樣極為強大，雖然朱元璋在太子朱標去世之后來了一次大清洗，導致開國功臣集團損失慘重，但之后由于朱棣靖難成功，以靖難六國公為主的靖難功臣集團卻又補上了這個缺口，而從明成祖朱棣去世到明英宗朱祁鎮即位，不過短短十余年時間，這一時期的武將和功勛集團實力仍然相對較大。

然而，“土木堡之變”的爆發，無疑讓武將和功勛集團損失極為慘重，包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等全部死于此戰。而由于于謙等大臣在之后北京保衛戰中的優秀表現，導致文官領兵現象開始出現。此消彼長之下，明朝武將功勛集團的衰弱速度和文官集團的崛起速度都被加快。

文官集團的急速崛起，無疑對明朝中期以后的朝局和國策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內閣權力的急速擴大，甚至對皇權形成了極大的壓制，這導致明朝中期以后皇權與外臣之間矛盾開始加重，間接促使了宦官集團的崛起。

影響之二：中期以后倭患嚴重，經略遼東埋下隱患

明初實行衛所制，衛所官兵主要駐扎于全國各地，并于京師左近設立京營，京營不僅是明初最為精銳的軍隊，而且是對外出征的主力。朱棣五次北伐，所調動的軍隊便主要是京營，而“土木堡之變”距離朱棣最后一次北伐，相距不過二十五年，結果“土木堡之變”一戰便讓京營幾乎損失殆盡。

雖然明朝最后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但京營損失如此慘重、京城遭遇外敵威脅仍然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一方面是造成了明朝戰略重心的北移，這雖然使得明朝京師此后再也沒有遇到外來威脅，但此舉卻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內地和沿海衛所的崩壞，進而導致明朝中期以來南方倭患的日益嚴重。

另一方面則是明朝戰略收縮日益嚴重，雖然明朝自仁宣年間開始便由戰略進攻轉入了戰略防御，但以當時明廷的軍力來說，仍然有對外打擊能力，但“土木堡之變”后明朝的軍事思想則開始變得更為保守，再加上戰馬等軍備的損失，明朝開始徹底轉入戰略防御，而這對明朝經略遼東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倭患的嚴重最終得以解決，但戰略收縮造成的惡果卻是致命的，由于明朝的戰略收縮是全方位的，結果不僅導致漠南衛所大量內遷，以九邊重鎮成為北方主要防線，而東北部的戰略收縮，則導致朵顏三衛最終占據了大寧地區，由于朵顏三衛的時叛時附，結果導致明朝對遼東的經營持續弱化，并最終導致了經營遼東的全面失敗，這為明末后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影響之三：朝廷局勢急劇動蕩，統治形勢開始惡化

明朝初期，在洪武帝朱元璋、永樂帝朱棣的治理下，明朝國力可謂蒸蒸日上，最終在仁宣年間形成了“仁宣之治”。這一時期，明朝政局相對較為清明，朝中官員也大多能夠盡忠職守，然而“土木堡之變”后這一切都變了。

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之后，也先也曾想過利用他皇帝的身份攫取更多利益，而明朝方面為了防止被挾制，則在于謙等人的提議下，經過孫太后的點頭同意，將郕王朱祁鈺扶上了皇位，遙尊明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一年后，明英宗返回京師，但卻被明代宗朱祁鈺囚禁南宮長達七年，而明代宗則在皇位穩固后，通過改立太子，意圖將皇位鞏固至自己一系。

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際，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擁立朱祁鎮重新奪回皇位，而朱祁鎮重登大寶后則誅殺了于謙等人。之后，曹吉祥、石亨、徐有貞等人憑借擁立之功掌控朝政，結果曹吉祥、石亨專橫跋扈、培植黨羽，弄得朝政一片烏煙瘴氣，又爆發了“曹石之變”。

接連發生的變故，導致朝政被荒廢十余年，而中央朝廷的持續混亂，很快便自上而下影響到了全國各地官員，這對明朝的統治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官員腐敗、土地兼并等情形日益嚴重，這加速了明朝統治的動蕩。

影響之四：皇帝自此難以出宮，間接導致明末起義頻繁

在古代皇權社會，皇帝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尤其是在大一統王朝，皇帝被俘乃是極為罕見的事件，縱觀整個中國歷史，也不過發生了兩起而已，其中宋朝還是因為“靖康之變”，皇帝出征被俘的，可以說唯獨明英宗朱祁鎮一例。

明英宗朱祁鎮的被俘，可以說讓明廷自此蒙上了一層陰影，此后皇帝御駕親征簡直就成了天方夜譚，畢竟沒人再敢承擔皇帝出事的風險。而也正因如此，明武宗朱厚照不顧勸阻率兵出征打了個“應州大捷”，但卻根本不被朝廷文官所承認。

而更為嚴重的是，就連皇帝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就連想要出宮都變得極為困難，這導致皇帝根本無法直接了解民間疾苦，而只能通過外臣或廠衛來間接了解，而由于皇帝本人與外廷關系緊張，外廷和廠衛則忙著相互對抗，于是皇帝與民間的聯系就此徹底斷絕。

對于帝國的最高決策者來說，不解民間疾苦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制定政策根本不符合民情，這在明末的變革中表現的更為明顯，結果非但沒能緩解朝廷困境，反而導致民怨四起，這應該也是明朝中后期農民起義極為頻繁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土木堡之變”可以說直接決定了明朝的未來走向，由于其帶來的，則完全導致明朝開始由盛轉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