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經常能看到有關“盛世”、“治世”或是“中興之世”的說法，加起來差不多有近70個之多。其中有的大家比較熟悉，比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等；有的則比較陌生，比如永元之隆、天監之治、大德之治什么的；還有的讓人感覺莫名其妙，比如晚唐分崩離析之際搞出來的所謂會昌中興、大中之治，清末的所謂“同光中興”等等。

歷史上的所謂盛世，名副其實者有之，但也不乏濫竽充數的貨色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混亂的局面，是因為這些所謂的“盛世”、“治世”并沒有嚴格的概念和評判標準。大都是后人在著史時冠以名之，帶有很強的主觀性，頗有“不看療效看廣告”的意味——比如元英宗碩德八剌于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二月頒布了《大元通制》這部法典，采取了加強吏治、減輕人民負擔等并不新鮮的改革措施，但卻遭到了蒙古貴族的瘋狂反對。當年八月元英宗便因此死于南坡之變，在也孫鐵木兒自立后，才正式實施了不足半年的所謂新政就無疾而終了，能起到什么樣的效果也就不用我廢話了。

但在史書中卻濃墨重彩的記下了“至治新政”這一筆，不知詳情者難免還會以為元朝出了什么明君仁政乃至盛世降臨呢。

那么何為盛世？

我以為起碼要在較長的時間里（比如20年以上），一個王朝對外軍事力量強大，橫掃周邊無敵手（有也能滅掉或使之降順），影響力輻射范圍廣，諸夷奉之為正朔，彼此貿易往來頻繁；對內則天下一統，社會穩定，經濟發達，文化昌盛。

要自表為盛世，打遍天下無敵手是一個基本前提，僅這一條就能將史上大多數的“盛世”淘汰掉

可是這樣一來，還能稱之為盛世的也就剩下開皇之治、貞觀之治等寥寥數個了，連文景之治看上去都不夠格——畢竟那個時候大漢朝還得向匈奴賄賂以公主（當然大都是拿冒牌貨充數）、財帛，才能使其不至于南下入侵。可即便如此，匈奴人甚至不止一次殺入長安境內，掠奪人口、財物，漢軍只能“禮送出境”，除此以外毫無辦法。

不過相比于盛世、治世，中興之世就更加難得，濫竽充數的也更多。

一個王朝想實現中興，可能比改朝換代還難。

這里所謂的“中興”，跟某家人們都很熟悉的通訊公司毫無關系，而是指在某個王朝的中期，在經歷了衰敗之后重新出現了向好發展的情況，甚至今更勝昔。

史書上所載的“盛世”、“治世”大都也就是糊弄事的玩意

所謂的盛世、治世大都出現在王朝之初，因為剛剛經歷過改朝換代而來的戰亂，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荒蕪，社會經濟出現大幅度的倒退，實現復興的起點較低、難度不高；而引發社會矛盾的主力軍——世家豪族也因為戰亂而遭受損失，或因權力中樞的更迭而暫時蟄伏，使得社會秩序較為安定；同時，大亂之后人心思定，新王朝為了穩定統治，往往也多采取輕徭薄役的治民手段，這都使得王朝之初易出“治世”。像西漢的文景之治、隋朝的開皇之治、唐朝的武德之治、北宋的建隆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等都是這種情況。

而這樣的盛世、治世往往不能持久，大多也就是十幾、二十幾年就到頭了。唯二的例外一個出在西漢，先是文景之治，再有漢武盛世，稍有傾頹之勢后又強勢搞出個昭宣中興，延續了長達131年之久；另一個則出在唐初，先是武德之治，再有更牛的貞觀之治，之后又有貞觀遺風（即永徽之治和武周之治），最后以開元盛世收尾，也興盛了138年。

故此史有“強漢盛唐”之說，其實大多指的也就是這不到300年時間而已。

無論“強漢盛唐”中是否摻雜水分，但其赫赫武功史上無出其右卻是不能否認的

而一個王朝要實現中興，難度則要高出不知多少倍。

首先，一個王朝新立，舊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新興的權力集團剛剛建立或是還未形成，從而推行新政、重新劃分利益范圍的阻力最小、成本最低，故此實現所謂的“治世”的難度并不大（比如像晉武帝司馬炎這種貨色都能搞出個太康之治）；而在一個王朝穩定運行了幾十甚至上百年后，各種利益集團已經形成，權力分配也基本達成平衡，對任何侵犯其利益和權力的行為都充滿強烈的警惕甚至是敵意。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在不動搖國本的情況下實現和平的權力再分配（非和平的手段那就是政變、革命甚至是改朝換代了），難度可想而知。

其次，無論是實現治世、盛世還是中興之世，皇帝都是在其中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人物。一個王朝的開國之君，往往都是能力、眼光、格局等都高于常人的英雄人物，才能創立大業并為帝國奠基。而其后的帝王，因為大都是生于深宮、養于婦人，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是常態，指望他們做出連其祖宗都未必能干出的偉業，實在是太過于強人所難。

經歷過血火考驗和連只雞都沒殺過的皇帝，完全可以認為不是一種生物

最后，所謂的中興多數是出現在王朝發生重大危機或是已經呈現衰退之勢的時候，這無疑就更加大了撥亂反正、挽狂瀾于既倒的難度。比如像隋煬帝楊廣、宋神宗趙頊、明思宗朱由檢、清德宗載湉（即光緒皇帝）等皇帝都發現了危機并采取了頗為強硬的措施和手段，試圖實現中興。如果他們能夠成功，無疑將成為與夏少康、漢宣帝劉洵、宋孝宗趙昚等人同列的中興明君，從而改寫歷史。

但是他們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話說這幾位就算比不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什么的，也比歷史上絕大多數的平庸皇帝強得多。起碼他們還能看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而他們的大多數同行，哪怕發現了危險，大多也是選擇無動于衷（即便有所舉動也不敢直面主要矛盾），繼續混吃等死而已。

所以在歷史上各種盛世、治世加一起有近50個。而稱得上“中興之世”的，哪怕濫竽充數的情況更加嚴重，也僅有16個而已。

歷史上的“中興”數量相對稀少，不過濫竽充數的比例更高

那么這16個中興之世中，又有哪些名副其實、哪些其實難副、哪些純屬湊數，又有哪些連湊數的資格都不該有呢？

歷數歷代中興——有的貨真價實，有的留有瑕疵，但大多數都有濫竽充數之嫌。

在16個中興之世中，有6個發生在夏商以及西周這“三代”。因為這一時期流傳下來的文字資料太少，而且還被孔夫子以及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孫們涂抹得無限“高大上”，所以可信度頗為值得懷疑。相對而言，少康和武丁的兩次中興的意義比較重大，剩下的、尤其是西周那兩次頗有湊數之嫌。

三代之時的史料，感覺好多都是相互“復制粘貼”來的，比如夏桀和商紂幾乎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到了春秋戰國以后，留存至今的史料逐漸豐富而且可信，但此后出現的10個“中興之世”的情況，卻各有不同。

1、招牌最硬、最為貨真價實的昭宣中興。

昭宣中興，是指在經歷了漢武帝末期的朝局動蕩、國勢衰退之后，漢昭帝劉弗陵和漢宣帝劉詢相繼采取了加強中央集權、整頓吏治、任賢用能、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等措施，使得西漢政權重新恢復了穩定，走上了重新發展乃至二度振興的道路。不過劉弗陵8歲即位、21歲就掛掉了，期間還發生了燕蓋謀反等事件，朝政完全由權臣霍光掌握。在此期間，西漢的國力雖然有所恢復，但要說呈現出中興之相，還是漢宣帝劉詢即位以后的事情。故此，昭宣中興也被稱為“孝宣中興”（劉詢的謚號為孝宣皇帝），看上去更為名實相符一些。

劉詢獨特的人生經歷造就了他與其他守成之君的不同之處

哪怕是以開皇之治、貞觀之治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孝宣中興也毫不遜色。

在對外關系方面，匈奴始終是西漢政權的頭號大敵。從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開始的漢匈百年戰爭，在經歷了漢武帝時期以衛青、霍去病掀起的數次大反擊為代表的高潮以后，實際上已經出現了頹勢。尤其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所率領的7萬鐵騎在燕然山全軍覆沒以后，漢軍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匈奴的進攻能力，被迫全面轉入守勢。

然而在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也就是劉詢即位的次年，他便盡發16萬兵馬分五路北攻匈奴，同時遣校尉常惠節制5萬烏孫騎兵，與漢軍東西并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鉗形攻勢以夾擊匈奴。這是兩漢400多年里漢軍最大規模的一次騎兵出征，使得匈奴人驚慌失措之下遭受慘敗。更倒霉的是，匈奴人又遭遇到雪災，“人民、畜產死者什六七”（《資治通鑒·卷二十四·漢紀第十六》），再也無力與漢軍抗衡，不得不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和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兩次向西漢投降。

漢武帝劉徹跟匈奴打了40多年的硬仗，這是劉詢能一戰解決問題的基礎

至此，漢匈百年戰爭（實際上持續了130多年）終于由劉詢畫上了一個完滿的結尾，漢匈之間開始了長達百多年的和平共處。

匈奴之患消除之后，西羌問題就凸顯了出來。劉詢先以政治手段對其分化瓦解，再遣大將趙充國出兵平叛。至神爵二年漢軍大破西羌，斬其首腦、降服其部落，使得其西北邊疆恢復了平定。

在穩定了邊防之后，同樣是在神爵二年，劉詢設置西域都護府，拜名將鄭吉為都護、封安遠侯，兼護車師以西北道諸國，統領天山南北。從此中原王朝的號令得以正式頒行于遼闊西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從此之后東自車師、鄯善，西抵烏孫、大宛，西域諸國盡歸漢朝版圖。正所謂張騫之始，鄭吉之終，漢武之愿，漢宣終現。

從劉詢始，西域首次被正式并入華夏版圖

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親往長安朝見劉詢，甘愿稱臣并為漢之北藩。同時來自大漢周邊的各蠻夷部落之首領或其代表達幾萬人之多，亦在在渭橋下夾道排列，以求大漢天子的接見。當劉詢登上渭橋時，無數蠻夷都山呼萬歲，其場面之壯觀堪稱空前，大漢朝的聲威至此達到頂點——舉漢一朝的歷代明君雄主如文景、漢武、光武均不曾有過如此榮耀，唯有幾百年后唐太宗李世民被奉為“天可汗”之時，才堪與之相比：

“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在對內方面，劉詢因早年有在民間生活的經歷，深知“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漢書·卷八·宣帝紀第八》）的道理。因此他即位之后便大力整頓吏治，建立嚴格的官吏選拔、獎懲制度，造就了王成、黃霸等名臣良吏；同時他還平理刑獄、懲治貪腐，使得自漢武末期以來充滿暮氣的朝堂為之一振。

任何有作為的皇帝都免不了要整頓吏治，但效果就難說了，劉詢明顯是其中的出類拔萃者

劉詢還大力發展經濟，采取了輕徭薄役、與民休息的措施，同時利用自己的威望震懾世家豪族，打擊土地兼并。同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還吸收戰國李悝所創的平糴、漢武帝時桑弘羊所創的平準法的特點，首創了常平倉制度，起到了調節糧價、保護中小農民以及加強國家儲備的作用。

經過劉詢的努力，至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西漢的戶籍人口已由漢武帝末期的不足2000萬，在短短的40多年間驟增到5000萬以上；當時的糧價低至每石5錢，為有漢一朝最低；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生產得到發展，官民矛盾大為緩解；同時西漢的疆域大為拓展，四夷賓服，邊疆安定，西漢王朝再次出現了興盛的景象，并維持了數十年之久。

我以為，史上堪與昭宣中興相比的盛世，唯有開皇之治、貞觀之治等寥寥數個而已

對此，史書中對劉詢的評價極高，甚至認為他的作為超過了備受儒家尊崇的漢文帝：

“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為如此。”（《《風俗通義·正失·孝文帝》》西漢·劉向）

2、堪比盛世但終有瑕疵的光武中興、景圣中興和弘治中興。

東漢光武帝劉秀是漢高祖劉邦九世孫、漢景帝之子長沙定王劉發的后裔，號稱大漢宗室，其實跟劉備這個“漢中山靖王之后”沒啥兩樣——受“推恩令”的影響，劉備只能靠當游俠混飯吃，劉秀相對老實一些，不過也就混成了一個農夫而已。

所謂時勢造英雄，劉秀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如果沒有王莽篡漢，劉秀別說光復漢室、稱皇稱帝、再造中興了，估計也就是一輩子修理地球的命。不過新莽末年天下一亂，劉秀身上那塊本來不值幾枚銅錢的“漢室宗親”的招牌立馬就被鑲上了金邊，這才振臂一呼便有萬千豪杰景從，最終竟奪取了天下。

不過就算劉秀真有“天命”附體，也不可能讓人替他白打工，因此在他打天下之時難免要封官許愿甚至付出慘重的代價以招攬人才、擴張勢力。而在天下大亂之時，有能力出人出錢出物資幫劉秀鼎定江山的，也無非豪族地主之流——且看在他麾下助其奪取江山過程中功勞最大的云臺二十八將，大多是出身官僚地主，即便是家世寒微的經此擁立之功后，也雞犬升天變成了新的豪門。

所以劉秀光復漢室以后，放眼望去天下又被昔日的“哥們兄弟”瓜分得七零八落，這讓他怎么受得了？于是劉秀只好調轉矛頭對準了那幫曾跟他打天下的功臣，搞起了“二次革命”。

其實光武中興就是劉秀為了解決打天下時遺留的問題，拿老戰友開刀的“二次革命”

于是所謂的“光武中興”，其實就是劉秀與他的功臣集團互掐的結果，只不過劉秀畢竟是皇帝，而且聲望巨大，所以逼迫得功臣集團不得不妥協讓步而已。所以劉秀在位期間，東漢中央朝廷加強了中央集權，禁止功臣、勛貴干政；在地方上廢除了都尉、遣散了地方軍隊、廢除更役制度；經濟上通過頒布釋放奴婢詔令，嚴厲制裁豪門地主私蓄、虐待人口，緩和了階級矛盾；同時恢復了田稅制，實行三十稅一，減輕了人民負擔；當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下令度田（即重新丈量土地）、檢查戶口，加強中央對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

通過劉秀的努力，東漢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迅速走出了新莽末年的衰敗局面，實現了社會穩定、民生發展，與歷史上的各種盛世、治世相比也不遑多讓。

但東漢名為光復漢室，實與新創王朝無異，故此光武中興實現的難度其實要比昭宣中興低得多。同時劉秀也只是憑借自身的威望暫時壓制和緩解了皇權與豪門地主的矛盾，并沒有找到從根本上解決的辦法。于是當劉秀死后，尤其是到東漢中期以后各種積壓的矛盾相繼爆發，最終東漢還是亡于豪族地主之手。

漢末的諸侯相爭，其實就是豪族地主集團瓜分了大漢朝的江山

當然不能把這些責任都歸于劉秀，但與劉詢相比還是有所不如。

景圣中興，又稱為景宗中興，是指遼景宗耶律賢在位期間對遼國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比如采取了重用漢官、改革吏治、采納諫言、加強軍事力量等措施，使得遼國在經歷了遼穆宗時期的衰敗后迅速恢復了實力，隨后在高粱河、瓦橋關等戰役中大敗北宋，在宋遼之間徹底建立了優勢地位。

遼穆宗耶律璟人稱“睡王”，除了吃喝玩樂就是睡大覺，根本不理政事。而且他為人殘暴，以殺人為樂，史稱“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遼史·卷七·本紀第七》）搞得國內叛亂四起，對外被后周打得屁滾尿流，他自己也在黑山之亂中被人弒殺。

要不是他的繼任者耶律賢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重新使遼國實現了復興，那么以北宋初創時的銳氣，一舉奪回幽云十六州甚至滅掉遼國也并非不可能。在耶律賢死后，因為遼圣宗耶律隆緒年幼所以由承天皇太后蕭綽攝政，繼續延續了耶律賢的改革措施。而在耶律隆緒親政之后，他繼續深化改革，實行了對外擴張、開科取士等措施，使遼國（當時的國號為契丹）的國力達到了鼎盛。

遼國對于北宋的戰略優勢就是在景圣中興期間奠定的

從耶律賢經蕭綽至耶律隆緒，遼國一改耶律璟在位時期的頹勢，實現了中興，并保持了60多年的穩定發展——就景圣中興對于遼國的作用和影響而言，可以堪比西漢的昭宣中興。不過在歷史上畢竟奉北宋為正朔，遼國的復興對于中原王朝而言除了看著生氣和眼紅以外，哪能有什么心情去吹捧歌頌？所以景圣中興相對而言名聲不顯，知道的人也不多。

弘治中興是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間，一改成化年間政治腐敗、奸佞橫行的局面，使得明朝實現了短暫的復興。因為弘治中興這碼事講過的人實在太多，具體的內容我就不多廢話了。

之所以將弘治中興歸類于稍遜昭宣中興一籌的行列，原因有三。

首先是朱佑樘所實現的明朝中興的時間太過短暫，只有十幾年而已。要知道前面說過景圣中興延續了60多年，昭宣中興也有40年左右（影響的時間更久），所以弘治中興對于大明朝而言可謂是“救急卻救不了窮”。

弘治中興夭折都可以賴在朱佑樘頭上——死得太早，而且不肯多娶老婆、多生兒子

其次是朱佑樘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多是“急就章”下的應對措施，并沒有解決明朝的主要矛盾，甚至緩解的效果也不明顯。比如他采取了驅逐奸佞、任用賢臣，興修水利、控制災害等措施，確實繁榮了經濟、穩定了社會，使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明朝面臨的最主要矛盾，比如邊患問題、土地兼并問題、財政危機問題等，卻沒有在他手中出現明顯的好轉。

最后就是朱佑樘死后便“人亡政息”，無論是他的親兒子朱厚照還是大侄子朱厚熜對于弘治中興下實行的各項改革措施和成果都不怎么感冒，更提不上繼承，導致明朝很快又陷入了更大的危機。

3、剩下的所謂“中興”，除了言過其實就是濫竽充數。

北魏的孝文中興確實加強了民族融合，歷史意義重大。但僅對于北魏而言，這劑“沉疴猛藥”的副作用卻實在是過于強大，不僅使其統治根基遭到了削弱，為后來的六鎮之亂埋下了隱患，而且加深了鮮卑統治上層的矛盾。等到孝文帝元宏一死，北魏馬上陷入了內亂，皇帝跟走馬燈似的在30幾年間換了12個，這還能有個好？于是北魏王朝徹底完蛋。

北魏孝文帝改革堪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所以，與其說元宏的改革為中興，不如稱其是北魏的掘墓人。

晚唐是副什么德性恐怕大家心里都有數——外有吐蕃、回紇等異族奪其江山半壁，地方藩鎮形同割據，中央被宦官、權臣以及時不時冒出來的外戚所控制，皇帝形同傀儡，經常被攆得四處逃命不說，還動不動就被宦官要了小命。然而奇葩的是，就在這一時期突然冒出了元和、會昌兩大中興不說，還搞出了個“大中之治”，實在是讓人感覺莫名其妙。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三。

首先是唐憲宗李純、唐武宗李炎以及唐宣宗李忱確實能算得上是不錯的皇帝。要是把這三位放在中唐以前，就算比不上李世民、李治，起碼也不比李隆基差勁多少，這也是他們能夠有所作為的基礎。

其次是問題出在了宦官頭上。自從安史之亂前后高力士、李輔國、俱文珍等人崛起以來，唐朝的中央權力基本就控制在這些著名的大宦官手里。不管是連哄帶騙還是使用暴力手段，反正皇帝幾乎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連廢立事都不例外。不過自從著名的宦官“理論家”仇士良退休以后，大唐朝的宦官隊伍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情況，盡出馬元贄這樣的低智商笨蛋，哪里斗得過像李炎、李忱這樣的角色？所以唐朝的中央大權才得以短暫的回歸到皇帝手中。

要不是晚唐的宦官集團忽視了“后備干部”培養，李純之流也沒機會搞什么中興

不過隨著新一代的宦官之王田令孜的崛起，李唐皇帝又重新回到了當傀儡的位置上，直至唐亡。

李純、李炎、李忱這三位皇帝確實有中興之志，也頗有些手段。不過此時的大唐朝已是沉疴難愈、非人力可以扭轉，因此他們也僅是讓即將墜入深淵的大唐稍稍延緩了死亡的腳步而已，稱之為中興、治世實在是言過其實了。

明朝的嘉靖新政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稱之為“中興”就有點扯了。其取得那點成果僅限于局部，比之弘治中興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而且也未能全面的展開，還很快就被廢止，反倒使得社會風氣愈發奢靡，官員貪污成風，破壞了原本還算淳樸的政治風氣，使得局勢更加敗壞。所謂的“嘉靖嘉靖，家家皆凈”，那可不是說著玩的。

所謂的萬歷中興，其實就是萬歷十五年前的張居正改革，結果又被朱翊鈞這貨親手毀壞殆盡，使明朝失去了最后一個復興的契機。

至于同光中興，就不用我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