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六帝，如果要說誰該為明朝的滅亡負責，我想大家恐怕很難達成一致意見，而如果要說明朝衰落的根源，個人認為這個責任恐怕要落在明宣宗朱瞻基身上了。朱瞻基作為明朝歷史上第五位皇帝，雖然在位時間僅有短短十年，但卻一手締造了“仁宣之治”，因而史學家們給予了他“功績堪比文景”的高度評價。

然而，明朝在其手中國力達到鼎盛不假，可他在位期間的一系列改革，卻同時也為明朝的覆滅埋下了三大禍根，明朝中期以后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根源都直指明宣宗在位期間的改革。

禍根之一：設內書堂和司禮監秉筆掌印太監，為宦官亂政埋下了隱患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汲取了前朝宦官干政的歷史教訓，因而在立國之初便對宦官做出了極為嚴格限制，例如規定不許宦官識字，不許宦官兼任外臣，宦官任職不許超過四平等等。然而，這一系列政策，都被明宣宗所打破。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為了讓宦官幫助自己處理文件，尤其是事關皇帝的私人文件，下旨于內廷設立“內書堂”，挑選一些聰明伶俐的小太監入堂讀書，使其接受一定的正規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又制定由翰林學士在內書堂教授宦官。這一改變，使得許多宦官能夠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夠達到學識通曉古今，擬旨援筆立就的地步。

明朝劉若愚在《酌中志·內臣職掌紀略》中寫道，“內書堂讀書，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后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此舉無疑打破了明太祖朱元璋不許宦官識字的規定。

也正是由此開始，明朝的權力運行方式開始正式確立，即“票擬”、“批紅”制度。凡是朝中大事，先由通政使司匯總，由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由內閣草擬處理意見，以筆墨寫于票簽上，然后與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準，這個過程被稱為“票擬”。皇帝則根據內閣擬定的意見，做出最終決策，以朱筆批示，這個過程被稱為“批紅”，亦稱“朱批”。

原來，太監在其中只承擔著呈送和傳達奏折的職務，然而由于皇帝精力太過有限，無力處理大量奏折，于是明宣宗便又設立了司禮監秉筆太監和司禮監掌印太監兩個職位，任用寵信太監代為批閱奏章，此舉無疑直接賦予了宦官干政的權力。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間，宦官固然還在其掌控之中，然而宦官識字和干政的口子卻已經被打開，此后隨著皇帝怠政日益嚴重，司禮監太監權力開始不斷擴大，直接通過“批紅”之權對外廷形成鉗制。明宣宗之后，大太監王振的迅速崛起，便是典型惡果。

禍根之二：內閣力壓六部成為百官之首，為內外廷之爭埋下隱患

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之職，其根本原因便是為了進一步加強集權，消滅綿延上千年的皇權與相權之爭。此后，由于皇帝處理政務太多，明成祖朱棣正式設立內閣輔佐皇帝，由此朝中大權一分為三，內閣負責提供建議，再由皇帝進行決策，最后交由六部等衙門予以執行，即皇帝掌握決策權，內閣掌握議政權，六部等衙門則掌握行政權。

早期的內閣，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個咨詢機構，朝廷明確規定“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也就是說內閣學士只負責向皇帝提供建議以供參考，不承擔其他職責，且官職品級相對較低，然而這一情況卻在仁宣年間被改變。

明仁宗時，因楊士奇、楊榮等為東宮舊臣，因此這兩人不僅得以進入內閣，而且均兼有尚書職位，而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則延續了這種設置。例如楊士奇保留了兵部尚書，黃淮保留了戶部尚書，而金幼孜則保留了禮部尚書。如此一來，內閣在擁有議政權的同時，也開始掌握一定的行政權，內閣權力擴大自此而始。

與此同時，由于內閣大學士很多人都是帝師出身，或者說是前朝重臣，因此他們無一例外的都開始受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對于他們所提出的建議，皇帝大多予以采納和通過，而且不再召見其他官員進行商議，這又使得內閣掌握了一定的決策權。

于是乎，經過仁宣兩朝的發展，內閣權力開始逐漸凌駕于六部之上，到明代宗朱祁鈺景泰年間，隨著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后進入內閣，此后誥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內閣不僅正式開始成為統領百官的外廷之首，而且較之于前朝的丞相之權更甚。

雖然內閣權力的擴大，在明英宗朱祁鎮末年有所反復，但其權力的大肆擴張卻已成定局，到成化、弘治年間，內閣實際已經成為了足夠對抗皇權的文官集團代表。此舉的惡果便是，由于內閣權力太大，不僅形成了文強武弱的局面，而且對皇權形成壓制，導致明朝中期以后皇帝與外廷關系勢同水火，無力對抗的皇帝只能通過大肆任用宦官和廠衛來對抗外廷。

禍根之三：為發展經濟實行戰略收縮，倭寇崛起、遼東局勢惡化皆源于此

明朝初期，為了對付北元殘余勢力，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皆多次發動北伐，這使得仁宣兩朝時明朝北部邊境相對較為安定。然而，由于永樂年間朝廷多次對外用兵，導致明朝國力損耗一度極為嚴重，因此仁宣年間明朝開始逐漸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尤其是明宣宗時期開始全面實行戰略收縮，這主要集中于南北兩個方面。

在南方，明成祖朱棣時將安南納入統治，但由于明朝對安南的統治存在的各種問題，導致安南叛亂時常爆發，而朝廷卻無法從安南得到足夠的賦稅收入，因此當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鎮壓安南叛亂失敗后，明宣宗于宣德二年（1427年）正式廢除交阯布政司，就此放棄了對安南的統治。

明宣宗放棄安南，終止下西洋之舉，雖然為明朝節省了大量開支，但明朝也就此喪失了經略西洋與南洋的跳板，此后東南亞和印度洋各國逐漸脫離明朝控制。此舉還招來了兩個更為嚴重的惡果，那便是明朝中期以后沿海和南洋海盜的崛起，以及明朝后期西方勢力趁機介入印度洋和東南亞。

在北方，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之后，韃靼就此一蹶不振，而瓦剌卻趁機崛起。在瓦剌的打擊下，韃靼被迫不斷東遷，結果又遭到兀良哈各衛的抵抗，韃靼太師阿魯臺無奈之下只得被迫與明廷修好，然而由于明朝實行戰略收縮，導致虛弱的阿魯臺并未獲得明朝實質性的幫助，結果韃靼在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一敗涂地，瓦剌遂成為草原新的霸主。瓦剌全面崛起后，開始不斷襲擾明朝邊境，最終釀成了明朝由盛轉衰的標志性事件“土木堡之變”。

與此同時，隨著明朝的戰略收縮，兀良哈三衛也從宣德五年（1430年）開始南遷，并且與明朝時常爆發沖突，明宣宗北巡期間便曾率三千兵馬與其交戰，然而經過長期的斗爭，朵顏三衛最終還是占據了大寧地區，并最終于正統初年駐牧于明薊遼邊外的瀟河、老哈河一帶，開始活躍于整個漠南地區。

更為要命的是，明宣宗在遼東的戰略收縮。宣德五年（1430年），陽武侯薛祿建議將邊境防務集中于開平一帶，而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要知道，明朝對遼東的統治本就不強，結果在失去了兀良哈三衛的屏障的同時，又將開平前沿全部放棄，最終導致明朝在遼東全面陷入被動，最終為經營遼東失敗埋下了伏筆，明末遼東局勢的持續惡化，便是源于此。

縱觀明朝歷史，宦官干政亂政，文官宦官之爭，倭寇襲擾沿海，遼東后金崛起，可以說是明朝中期以來面臨的幾個最為嚴重問題，而這些問題如果要細究根源，無一不是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間埋下的禍根。

因此，個人認為，明朝十六帝之中，明宣宗朱瞻基才是明朝衰亡的根源。當然，或許有人會說，朱瞻基的改革固然有問題，但后世皇帝為何不進行改變呢？要知道，在古代皇權社會，“祖制”這個東西的威力，實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