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山西巡撫楊澄籌向明孝宗匯報了一個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鐘鎰在這一年生下了第94個孩子，與此同時，慶成王朱鐘鎰的孫子輩人數也已達到163人，曾孫輩更是達到了510人。

也就是說，僅僅這一年，光慶成王朱鐘鎰一個人所傳下的嫡系子孫，就已經達到了767人之多。而加上其他妻妾女眷，當年整個慶成王府中，僅僅皇族成員就達到了1000多人。

由于皇族人數實在太多，彼此互不相識，以致慶成王府每次家族聚會，同胞兄弟相見，甚至要由人先介紹一番，“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而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間（1506-1521），甚至連慶成王府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皇族子孫了，以致于當時的慶成王需要焦慮地向明武宗匯報說：“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

▲明朝276年間，朱元璋的23個兒子衍生下百萬子孫

實際上，山西慶成王后裔的劇烈膨脹，僅僅是明朝皇族人口大爆炸的一個縮影而已。

以山西為例，在慶成王之外，在朱元璋洪武年間（1368-1398），山西境內僅有一位晉王，然而到了嘉靖年間（1522-1566），僅僅這位晉王傳下的有封爵的皇族后代，就達到了1851位，這還不包括更多沒有封爵的晉王后裔；

另外在河南，在洪武年間由周王傳下的子孫，到了萬歷年間（1573-1620），更是膨脹到了5000多人。

按照明史記載，朱元璋名下共有26個兒子，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分別封賞自己傳有后代的兒子23人，加上其他旁系子孫，在明朝建國初期，“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然而經過一百多年繁衍，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僅僅明朝皇家檔案玉牒上收錄的皇族子孫，就達到了19611人。

到了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這個數字快速擴大到了8萬多人，這還僅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人數，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繁衍至近百萬人之眾。

而按照當代學者者推測，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當時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10倍。

明朝皇族人口大爆炸，與生孩子福利多多有很大關系。

與作為皇族后裔，窮得要靠賣草鞋謀生的漢朝皇族后裔劉備相比，以及后來登上帝位的趙匡胤七世孫、宋孝宗趙昚早期更是流落民間，然而在明代，待遇優渥的明朝皇族子孫，根本不用擔心在本.朝會遇上這些問題。

與陰狠冷酷、大肆殘殺功臣相比，從做和尚當上皇帝的朱元璋，對于自己的子孫卻是無比愛惜，明朝開國后，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將自己的兒子全部分封為親王，并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諸王的府第、服飾和軍騎，下天子一等，連公侯大臣見了朱明皇族子孫都要“伏而拜謁”。

當時，朱元璋給明朝官員們定下了歷代王朝最低的工資標準：正一品官員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時一石米折合現在約180斤，以現今每斤米5元計算的話，明朝時，當時一品宰相的年薪約為現今人民幣81萬元，七品縣令年薪約為12.6萬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員年薪中，還需要自行承擔各種公務費用，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窮得吃不起肉，以致于當海瑞為老母親祝壽，破天荒買了一斤肉時，甚至轟動了當時的整個明朝官場。

與此同時，朱元璋卻規定皇族一旦封為親王，其年俸祿至少在萬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級官員的十幾倍以上，而這還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賞賜。為了讓子孫后代過上最優越的生活，朱元璋還規定皇族子孫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后代，所有消費全部由國家承擔：10歲起還可以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后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

▲朱元璋殘殺功臣以厚子孫

朱元璋死后，由于燕王朱棣奪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因此對于各個藩王也實行了嚴密的監控。為了防止藩王們聯合作亂，當時明朝政府規定，各位藩王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即使是想出城游玩，也必須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提出申請，如果沒有當朝皇帝批準，藩王甚至連出城掃墓都不被允許。藩王們彼此更是嚴禁會面，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見”政策。

在嚴厲禁錮的生活下，明朝皇族大多數自打出生后就無所事事，等同于高級囚徒，而困在王府里的日子，皇族們閑著沒事就是生孩子，因為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規矩，多生一個皇族子孫，就可以多領到一份俸祿：

“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比一品宰相還高一百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

生孩子有這么多好處，于是乎，在整個明朝276年歷史中，朱元璋的子孫們幾乎是鉚足了勁使命“造人”，因為“利祿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

對于國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則感慨說：

“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晚明史學家王世貞（1529-1590）曾經做過統計，他所處時代的明朝皇族成員中，僅較大的藩王就有24個，其中郡王250多位，鎮國、輔國、奉國將軍7000多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8900多位，郡主、縣主、郡君、縣君7000多位，而這些因為封爵等各種原因被明文記載的，還僅僅只是晚明時期海量皇族的冰山一角。

龐大的皇族子孫，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社會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當時，明朝皇族不僅擁有超高的俸祿，而且往往還占據著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葉以后，在全國人均土地面積不斷下降、貧者幾無立錐之地的同時，全國土地也越發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為例，他們在湖廣等地莊田多達4萬頃，另外福王莊田2萬頃，桂王、惠王、瑞王的莊田各3萬頃。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達七八十萬畝，其中湖南長沙、善化兩縣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個王府所有。以明神宗萬歷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為例，朱常洵結婚時，萬歷皇帝賞賜婚費達30萬兩；朱常洵前往洛陽就藩，萬歷皇帝又為他花了28萬兩白銀營建府邸；另外，萬歷皇帝為了這個寶貝心肝兒子，一次賞賜土地就達4萬頃，由于官員力陳太過奢侈，最后才減為2萬頃，由于當時河南土地已經被瓜分殆盡，為此還從山東、湖廣等地分田，才勉強湊夠了這2萬頃王田給了福王朱常洵。

對此明朝人描述說：“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勛戚、中官莊田為甚”。

▲明朝中后期幾大主要藩王駐地

隨著皇族人數的劇烈膨脹，明朝財政也逐漸不堪其重。

以山西晉王府為例，在明朝初年只需年俸1萬石，但到了嘉靖年間，這個數字增長到87萬石。

另外在河南周王府，年俸也從明朝初期的1萬石增長到了嘉靖年間的69萬石。

湖廣楚王府，則從1萬石增長到25萬石。

在皇族不斷劇烈膨脹的過程中，明朝的地方官們也惶恐地發現，光是為了奉養當地皇族，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就已瀕臨崩潰。于是才有了本文開頭，山西巡撫楊澄籌惶恐地向明孝宗匯報皇族子孫大爆炸的消息。

以明朝中后期的山西地方財政為例，當時山西的年財收大概是152萬石，但當時僅僅山西的朱明皇族，需要支付的年俸祿就達到了312萬石。

另外在河南，明朝中后期河南的年財收大概是84萬石，但當時僅河南皇族需要的俸祿就達到了192萬石。

于是到了嘉靖年間（1522-1566年），明朝官員惶恐地指出，即使是竭盡舉國之力，也已經難以供養皇族子孫了：

“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

“將來圣子神孫相傳萬世，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算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后？”

到了明朝中后期，盡管竭盡天下財力，都已無力供養朱元璋的皇族子孫，但他們，仍不知足。

仍然以萬歷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為例，朱常洵不僅就藩洛陽了要了2萬頃封地，而且還向萬歷皇帝乞求賞賜“故大學士張居正所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并四川鹽井榷茶銀以自益……又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不僅如此，福王朱常洵還與民爭利、壟斷了河南多地的鹽業買賣，禁止別人售鹽：“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

福王朱常洵并非個案，在大量皇族與民爭利、壟斷鹽業等各行各業買賣的同時，則是導致明朝政府的鹽稅等各路稅收卻收不上來，在民怨沸騰同時，明朝財政收入也因此日益窘迫，以致軍事開支也受到影響，“邊餉由此絀”，由此導致只能加重對普通民眾的盤剝來解決問題，由此又促進了王朝的衰亡。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皇族日益壟斷土地同時，各地王爺還經常向皇帝哭窮、索求各種特權：在河南開封，周王擁有當地的稅課權，潞王則占有河泊所26處；

在山西潞城縣，清源王占有商稅；山西屯留縣商稅，則被皇帝賜給了遼山王；另外平遙王甚至以家口太多、生活緊張為由，申請到了山西黎城縣一年的商稅。

而放眼當時海內，福王朱常洵“珠玉貨賂山積”，陜西的秦王則“擁貲數百萬”，在山西的代王，更是擁有房屋1060所。

為了供養劇烈膨脹的朱明皇族，到了晚明時期，明朝境內民眾甚至已經到了“廢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國之祿”的地步。

但即使如此，朱元璋的子孫還是不滿意，他們甚至公然成為各地惡勢力的代表。

作為駐扎各地的藩王，當時，代王府的輔國將軍，僅僅因為當地縣令秉公執法處罰他的仆人，就對當地縣令大打出手；在山西，河東王更是經常毆打地方官員，“挾奏有司，擅入府縣，凌辱毆置，習以為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寧化王府的管家，甚至因為“求索祿糧不遂”，公然毆打當地的封疆大吏、從二品的左布政使劉望之。

由于作為皇族成員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因此朱元璋的子孫也在各地為非作歹：嘉靖五年（1526年），山西汾陽慶成王府的輔國將軍，甚至與盜匪公然勾結；另外山西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浙江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甚至“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搶劫。

在湖南武岡，岷王朱企禮則“前后奪民妻女無算”；在河南禹州，徽王朱載倫甚至“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

至此，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皇族子孫，許多已淪落成為地方惡勢力的代表，成為明朝各地的巨患大害。

在此情況下，明朝百姓也對朱明皇族恨之入骨。

到了明末，隨著李自成、張獻忠等各地農民軍的崛起，朱明皇族也進入了歷史的最后清算時刻。

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在攻陷洛陽后，當眾斥責為富不仁的福王朱常洵“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在下令將朱常洵砍頭梟首示眾后，民間甚至盛傳李自成農民軍出于仇恨，將朱常洵的尸體剁碎雜以鹿肉，煮成了“福祿宴”進行啃咬泄憤。

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山西后，據太原總兵姜瓖記述，農民軍“凡所攻陷，劫掠焚毀，備極慘毒，而宗藩罹禍尤甚”；

在山西平陽，李自成農民軍先是斬殺當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

在汾陽，則對皇族“宗紳”大開殺戒，“彼汾一方，幾成羅剎鬼國”；

攻克太原后，出于對朱明皇族的極度仇恨，李自成農民軍又“捕晉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殺之”，而為了防止山西底層皇族作亂，李自成農民軍“恐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余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

▲為了報復朱明皇族的殘酷掠奪，明末農民軍對朱明皇族成員大開殺戒

時任太原總兵姜瓖回憶說：“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約計肆千余，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

殺人魔王張獻忠對于朱明皇族更是毫不客氣，在攻陷湖南常德后，張獻忠將當地的榮王宗室屠戮“殆盡”；在攻克重慶后，又將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

對此當時史官描述說，明末農民軍對于當時的朱明皇族：

“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在窮盡兩百年無盡盤剝人民后，朱明皇族，也在明末清初，迎來了最為冷酷的政治清算。

而在父親福王朱常洵被殺后，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1607-1646年）也逃到南京，并在崇禎皇帝死后，成為南明的第一任皇帝，1645年清兵攻克南京后，將弘光帝朱由崧等大量南明皇族成員擄掠到北京。第二年（1646年），多爾袞下令將弘光帝與秦王朱存極、晉王朱審烜、潞王朱常淓、荊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櫟、衡王朱由棷等十七位高級皇族統統斬首于北京菜市口。

在崇禎皇帝于1644年上吊自殺后，崇禎的三個兒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則被李自成農民軍所控制，當年山海關大戰后，三人全部在亂軍之中失蹤，其中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兩人，更是從此徹底消失在歷史的迷云之中。

就在崇禎皇帝死后六十多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關大戰后失蹤的崇禎的兒子、永王朱慈照，最終在76歲時，被人發現舉報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詔將朱慈照凌遲處死，并下令將他的幾個兒子全部“斬立決”。

此后，二百多年間一度膨脹至百萬人眾的朱元璋子孫，在歷史的寒流中，或者隱姓埋名，或者遠走他鄉，最終逐漸消隱于歷史的煙云之中。

后來，作為原明朝靖江王朱亨嘉之子的朱若極，在太監營救下出走剃發為僧，后來，他以藝名石濤聞名于世，與弘仁、髡殘、朱耷合稱清初四僧。

對于這種在亂世之中隱名埋名、四處漂泊的日子，就在臨死前一年，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65歲的石濤寫詩哀嘆說：

“何當遍繞梅花樹，頭白依然未有家”。

作為另外一位清初四大名僧，朱耷則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九世孫，對于坎坷的一生，一度精神失常的朱耷，則選擇了用創作，來安放一顆亂世中的皇族孤魂，他在詩中寫道：

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是舊山河。

橫流亂世杈椰樹，留得文林細揣摹。

在面目已然全非的舊山河之中，朱元璋的子孫，最終為自己兩百多年的盛宴狂歡，付出了血染史書的殘酷代價。

參考文獻：

張廷玉等：《明史》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

張宏杰：《蒼天饒過誰？朱元璋18代100多萬子孫，被殺了個精光》